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与其周围的人结成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住处的邻里关系，学校里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单位里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引起人的情绪变化。人际关系和谐，就会感到安全、愉悦，心情亦恬静舒畅，有益于学习、工作和事业。反之，人际关系紧张，可干扰人的情绪，产生焦虑、不安和抑郁，甚至还会使人惊恐、痛苦、憎恨或愤怒，这种恶劣的消极情绪将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在人际交往中，邓小平可以说是保持了最佳的主动状态。他知己知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首先他能充分地了解自己，正确地评价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了解自己，即注意自己在兴趣、性格、能力等各方面的特点；评价自己，既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要求自己，即他对己严，对人宽。

其次，对于那些经常与之相处的人，也应充分了解，包括他们的兴趣、性格、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等，并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避免因互不了解而产生的不协调。

再次，在人际交往中，邓小平既尊重他人，又体谅他人的困难，心胸开阔，乐于助人，待人诚恳，不用自己的优点与别人的缺点比较，不拨弄是非、传播闲话，也无嫉妒心理。

此外，他还很注意适时调整"角色变化"。当角色改变时，诸如职务变化、家庭变化等，宜审时度势，保持心境轻松平稳，以川腿修身。

由于搞好人际关系，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使家庭或社会生活形成一个较为和谐、亲密的气氛。这不仅对他人有利，也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益。善与人处是邓小平人生艺术的一项重要特点。

邓小平爰党、爰袓国、爰人民，也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在邓小平的交往活动中，接触最多、结交最深的莫过于同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和同志。

邓小平在与党内同志、战友的交往中，总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视为兄长而加以敬重和推崇，对彭德怀、刘伯承等德高望重的老帅们总是那么殷切、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对部属、下级和同事给予极大的信任、关怀、爰护和帮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无人不哓邓小平的名字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平常，具有传奇般的色彩。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有过类似的麵和不幸，也有相互的理解和同情；有过亲密的合作、信任和友谊，也发生过分歧、矛盾和冲突。

邓小平有过"三落三起〃、〃三下三上〃的坎坷经历，毛泽东也曾有过三次遭贬、失落兵权的逆境经历。毛泽东既赞赏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又抱怨邓小平有时不大听他的话；他对邓小平十分器重，多次起用邓小平，委他以重任，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但对邓小平也有过不满，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把邓小平打倒。

但是，邓小平了解毛泽东的为人，坚信他的正确，对他一片忠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肯定和捍卫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当然，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进行了抵制和纠正。

艰辛成知友，患难识真挚。可以说，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患难之交，几经沉浮，苦乐相济，荣辱共存。尽管他们各自的性格不同，甚至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产生过摩擦，发生过误解，但最终还是由他们在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共同目标和事业，取代了他们相互间出现过的阴影，使他们成为永远不可分离的亲密同志和战友。

邓小平和刘少奇也是亲密战友。

战争年代，他们之间的公交和私交都很少。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交往关系和友情，主要是在建国以后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两人共同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处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地位，参与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因为工作关系，使他们的接触增多，交往频繁。他们常年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情况，切磋学术，共商国是，运筹党务，制定良策。

由于长期的合作共事，在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同志关系和战友之情。他们情投意合，肝胆相照，心心相印，共创伟业。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交往关系与众不同的是，不仅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共识，而且在于他们有着相似的不幸ililo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信任和支持，成了他们后来政治厄运中的"罪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邓小平对朱德有着深厚的敬慕之情。

邓小平非常了解朱德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军事统帅，一贯严肃庄重，老成持重，沉着冷静，运筹自如，英勇果断，不失军事将帅的风度。邓小平也十分敬佩朱德敦厚朴实、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胸怀坦荡、气量宏大、虛怀若谷、不为私利，既有让人之心，又有容人之量，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革命品质。所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邓小平始终把朱德看成自己的上级和长者，对他很尊重、爰戴、信赖。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作为朱总司令的下级，总是不折不扣地、创造性地执行总司令发布的各种军事和作战行动的命令，打了许多出色的漂亮仗，深得朱德&司令的欢欣和满意。那时，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相互来往的军事电报之中。这种特殊的"人不见面心见面"的思想交流，铸成了他们之间的战友之情。

在和平时期，他们常年在一起工作，见面的机会增多了。邓小平和朱德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有时在一起主持礼仪，接待外宾；有时一起外出，调査研究；有时一起出席晚会，观看演出；有时一起视察部队，观看军事表演；有时一起出访外国，扩大外交等等。这些直接交往活动；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同志之情。

邓小平与共和国的元帅们也是戎马交情，友谊重如山。

新中国赫赫有名的十大元帅中，除林彪外，都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爰戴。毛泽东对这些功勋卓著的元帅们都有过很高的评价或尊称。例如，他称朱德是红司令；称彭德怀是智勇双全的将军，赞赏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用"诸葛一生有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形容叶剑英的为人和品格，并明确指出他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称陈毅是好同志，聂荣臻是厚道人，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用"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诗句评价罗荣桓。

邓小平同这些老帅们在战争年代是并肩的战友，有的是在同一战区、同一战场共同筹划、共同指挥、并肩作战的同事，有的呈不在一个战区或战场，但他们作为全国〃一盘棋〃上的车、马、炮，为争取全局的胜利，在千里之外的各个不同战区，进行过相互支援，相互协同，相互配合，为臝得战争的胜利，共同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后，邓小平同这些老帅们仍礼尚往来，关系密切。在动乱年代，既与他们同遭迫害，含冤受屈，又与他们相互同情，暗中相助。即便在〃靠边儿站〃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互相串门，互相看望，互致问候。

邓小平在与元帅们见面时，经常称"老兄〃、"老帅〃，而其他老帅们说邓小平"你也是元帅〃，"是未授军衔的元帅〃，"是我们老帅们中领班的"。邓小平与老帅们一起，在同林彪、"四人帮〃的不懈斗争中，在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的斗争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邓小平不仅同老帅啲交往甚好，而且同任弼时、陈云、彭真、万里、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好很深的同志之情、战友之谊和私人之交。

"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同他人的友谊。"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而要得到真正的友谊却不容易。友谊总是需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邓小平对党内同志和战友，正是马克思关于友谊论述的真正实践者和体现者。他与党内同志之间的友谊，也正是通过播种、灌溉、培养和护理而建立起来的。

没有春播就没有秋收，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同理，没有忠诚就换不来友谊。要建立同志间的友谊，必须善与人处。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善于人处意味着相互信任。信彳忍寸方，是同志间建立友谊的前提。一味地猜忌、怀疑对方，或怀有嫉妒之心，只会给同志间的友谊造成鸿沟一样的障碍，给同志间的团结埋下祸根。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忠诚，就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基础之上的。而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和推崇，又集中表现在他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上。

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表达了他对毛泽东这样的信任："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相信，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认为，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的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邓小平高度评价和肯定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和历史贡献。他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对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作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

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

因此，邓小平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络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

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个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丟不得。"丟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说：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尽管毛泽东邓小平有过误解，但是，邓小平始终没有改变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敬仰。他坚定地表示：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非常深厚的同志友谊和战友之情。

善与人处还意味着以诚相见。舌头和牙齿呈很协调，有时也会发生"矛盾"。由于人的生活经验不同，认识能力不同，思想水平不同，以致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同志、战友之间有时难免出现一些分歧、意见，闹出一些矛盾。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处理不当，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隔阂，形成"癌症〃，以至给同志间投下感隱上的阴影，造成友谊上的裂缝，最终断送革命团结。

邓小平在谈到他与刘伯承的关系时说："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就一致地去做。"就是说，邓小平在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搭档中，两人之间并不是没有过分歧、意见，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及时地、主动地向对方交心，以诚相见。他们经常互通情况，交换看法，疏通思想，把问题摆在桌面，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增进了解，消除误会，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去做，使他们更加深了感隱，增强了友谊和团结。

俗话说，"黄金不能埋在土里，成见不能压在心底〃。即使同志之间产生了摩擦、分歧、争执，也不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不要当时不吭声，事后记小账，那样，就会结下思想疙瘩，相互积怨甚多，使问题难以解决。应该像邓小平和刘伯承那样开诚布公，以诚相见，向对方交真心，吐真情，不固执己见。这样，就会感隱倍增，友谊长存。

邓小平与人善处，很多方面表现为他对老战友在生活方面的关心、体贴和照顾，包括家庭、个人之间的友好往来。

邓小平曾与陈毅、贺龙、罗荣桓、聂荣臻等老战友是邻居，他们的家庭邻里关系甚为亲密。例如，邓小平与陈毅在北京做过10年的邻居，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散步，一起郊游。有一天，一时兴至，两家带着孩子们，一齐亲亲热热地照了一张合影相。由于是老乡，又是留法同学，两人在饮食方面也有共同的嗜好。出国归来，如果带点奇珍异果，或外国朋友送点特产，通常也是两家同享。

再如，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贺龙一家就住在邓小平一家的楼下，两家的孩子，几乎天天玩在一块儿。他们在单位是一对好搭档，在家里又是友好的邻居。

关于邓小平对聂荣臻元帅的热隱关心，毛毛曾这样写道："悬荣臻，又是一个四川人，又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父亲称他为老兄。50年代初刚到北京时，我们就住在聂伯伯家隔壁，我们小孩儿们一有空就跑到悬伯伯家要糖吃。聂伯伯常请我们家去他家吃四川小吃。父亲也不客气，一带就带上七口八口一大家人去吃’冤枉’。聂伯伯最长寿，在他90岁去世之前，是我那年事已高的父亲唯一出门去探望的一个人。”

邓小平的与人善处，还体现在他很讲究志同道合。在邓小平的心中，有善与人处不可失去的原则，交朋友，不可不分是非。建立同志友谊，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情操。这样建立起来的友谊才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凭一时的个人私利和义气，去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即使建立了友谊，最终还是要崩溃的。

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历来主张在党内的同志之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团结。他反对SB#重义气而不重原则，重友情而不重法制，重团伙而不重组织的倾向。邓小平在处理同志关系中，不论是对上级、同级，还是对下级、部属，都有很强的原则性，对其缺点、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不因是老同事、老熟人、老部下而放任迁就。

谅解是连接友谊的纽带，它对处理同志间的关系非常重要。邓小平善于设身处地地为同志、为战友着想，即使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他也从不计较，不埋怨。邓小平和刘伯承能够成为工作和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其中就有相互谅解这一条。比如有时因军情或战事紧急，来不及碰头商量，其中一位领导作出了决策或对部属进行了批评，另一位领导也能热心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在这方面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

邓小平以真诚与热情，信任与谅解与战友、部属等建立了和谐亲密的关系，使他始终处在一种良好的人际氛围之中，从而心情舒畅，乐观开朗，促进了身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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